君主的宠信，向来是虚无缥缈的东西。
说不准上一刻还是心腹，下一刻会不会就成了逆贼。
众所周知，太.祖时期，旻朝第一个，也是最后一个宰相，就是那么个被安上“造反谋逆”的罪名废职的倒霉蛋。
圣上有心要治，丞相都不能幸免。更何况依附皇帝的宦官。
处理完并不要紧的要紧事，沈言继续编纂开了个头的刑讯守则。
自古刑法不分家，有功即赏，有过罚之，西周有《吕刑》，各朝有各律，当朝律法承前朝，囊括了方方面面，他没资格，也没本事做那修改律法之事。
况且，这里的刑，是刑罚，惩戒违反律法的人，以儆效尤。
他要写的刑，是刑讯，通过处刑得到口讯，是为审讯。
正如棠朝酷吏编纂《罗织经》，将审讯逼供，诬告陷害总结成册，变成了一门学问。
他也有相似的想法。
毛毫沾了墨汁，落在空白册子上。
一心二用。漫不经心地落下寥寥几笔，他当然知道，最近张扬的行径，会引得多少文臣忌惮不满，状告他的罪行，以此试探圣上的心意。
至于罪行，不出意外，肯定又是通敌叛国，谋逆造反之类的重罪。
从古至今，想要彻底整治一个人，无论是诬告，还是确有其事，都要收集罪状。
纵观所有罪行，唯有谋逆，情节严重，似是而非，界定宽广，所以广受偏爱。
结党营私是谋逆，说了些含糊的怨诽之言是谋逆，甚至在胡商摊子前多看两眼多说几句也能说是谋逆。只要皇位上的君王还想要江山稳固，哪怕是捕风捉影，也不会放任不管。
一旦有那么点怀疑的念头。
其他不经意的小事，也能被翻出来，说是早有先兆，坐实了罪名。
收集证据，落实罪名，有时候是极其困难的事情。
但反过来，罗织罪状，再寻找证据，就变得简单起来。甚至还能依据已知行程，编个像模像样的证据来。
如那奇书所画，圣上夜里急召，赐御舆。
当他深受圣上信任，那就是不值一提的小事，当他被圣上忌惮嫌恶，吃饭喝水都是过错。
毛毫在素白的纸上拖行，转折顿笔。整齐端正的台阁体跃然纸上。挽袖，又沾一点墨汁，撇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