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十一年正月，韩信尸骨未寒，刘邦回到长安。
他自然能知道韩信如何而死，反映是“且喜且哀之”，然后问吕雉，“信死亦何言”？
吕雉便将韩信最后的话原封不动转述给了刘邦：
吾不用蒯通计，反为女子所诈，岂非天哉！
这是严格意义上的悔之晚矣。表明韩信当初确实没有谋反，临终后悔虽然已经根本来不及了、却是真的决心谋反。
刘邦立即派人把蒯彻抓来了，准备烹杀，并责问他：“昔教韩信反，何也？”
蒯彻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都记为蒯通，是避讳汉武帝刘彻的名字。咱们不是刘彻的臣民，自然还称蒯彻。他的回答，显然是早就准备好了的：“狗各吠非其主。当彼时，臣独知齐王韩信，非知陛下也。且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，高材者先得。天下匈匈，争欲为陛下所为，顾力不能，可殚诛邪！”
首先以各为其主为自己辩护；然后一针见血指出，所谓谋反无非就是想当皇帝，可当时天下人像你一样想当皇帝的多了，你能都杀了吗？！这是又一次有人当面指出以谋反处死韩信有悖情理、韩信事件可能导致功臣人人自危。
刘邦听了，居然赦之。
应该就是这一次，蒯彻将当年动员韩信那一幕复述了一遍。两人那番并没有第三者在场的对话，因此而留在了历史上。
蒯彻当时是韩信帐下谋士，但二人尚无深交，话也就比较委婉，是从为韩信相面开始的，说：“相君之面，不过封侯，又危而不安；相君之背，贵而不可言。”
韩信问：“何谓也？”
蒯彻直入主题：
天下初作难也，俊雄豪杰建号一呼，天下之士云合雾集，鱼鳞杂袭，飘至风起。当此之时，忧在亡秦而已。今刘、项分争，使人肝脑涂地，流离中野，不可胜数。汉王将数十万众，距巩雒、岨山河，一日数战，无尺寸之功，折北不救，败荥阳，伤成皋，还走宛叶之间，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。楚人起彭城，转斗逐北，至荥阳，乘利席胜，威震天下，然兵困于京索之间，迫西山而不能进，三年于此矣。锐气挫于险塞，粮食尽于内藏，百姓罢极，无所归命。以臣料之，非天下贤圣，其势固不能息天下之祸。当今之时，两主悬命足下。足下为汉则汉胜，与楚则楚胜。臣愿披心腹、堕肝胆、效愚忠，恐足下不能用也。方今为足下计，莫若两利而俱存之，参分天下，鼎足而立，其势莫敢先动。夫以足下之贤圣，有甲兵之众，据强齐，从燕、赵，出空虚之地以制其后，因民之欲，西乡为百姓请命，天下孰敢不听！足下按齐国之故，有淮、泗之地，怀诸侯以德，深拱揖让，则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齐矣。盖闻“天与弗取，反受其咎；时至弗行，反受其殃”。愿足下孰图之。
韩信还是如同普通人一般从私人恩怨层面考虑，应付了一句嘴边话：“汉遇我厚，吾岂可见利而背恩乎！”
蒯彻则更加认真地动员：
始常山王（张耳）、成安君（陈余）故相与为刎颈之交，及争张黡、陈释之事，常山王奉头鼠窜，以归汉王。借兵东下，战于鄗北，成安君死于泜水之南，头足异处。此二人相与，天下之至驩也，而卒相灭亡者，何也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。今足下行忠信以交于汉王，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，而事多大于张黡、陈释之事者，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足下，过矣。大夫种存亡越、伯句践，立功名而身死。语曰：“野禽殚，走犬烹；敌国破，谋臣亡。”故以交友言之，则不过张王与成安君；以忠臣言之，则不过大夫种。此二者，宜足以观矣。愿足下深虑之。且臣闻之，勇略震主者身危，功盖天下者不赏。足下涉西河，虏魏王，禽夏说，下井陉，诛成安君之罪，以令于赵，胁燕定齐，南摧楚人之兵数十万众，遂斩龙且，西乡以报，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，略不世出者也。今足下挟不赏之功，戴震主之威，归楚，楚人不信；归汉，汉人震恐。足下欲持是安归乎？夫势在人臣之位，而有高天下之名，切为足下危之。”
话到如此程度就不可应付了。韩信回答说：“生且休矣，吾将念之。”先生就说到这里吧，我考虑考虑。
几日后，蒯彻又来劝说：
听者，事之候也；计者，存亡之机也。夫随厮养之役者，失万乘之权；守儋石之禄者，阙卿相之位。计诚知之，而决弗敢行者，百事之祸也。故猛虎之犹与，不如蜂虿之致蠚；孟贲之狐疑，不如童子之必至。此言贵能行之也。夫功者，难成而易败；时者，难值而易失。“时乎时，不再来。”愿足下无疑臣之计。
韩信犹豫再三，终究“不忍背汉，又自以功多，汉不夺我齐”；能够以齐王终老一生、传之子孙足矣，便向蒯彻说了一番感谢的话。韩信真的没有打算和刘邦争天下。
韩信的话虽然发自肺腑，蒯彻仍然佯装发疯、绝然而去。
蒯彻是为自己辩护，又是为韩信辩护：“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；天下匈匈，争欲为陛下所为；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。”但韩信并未努力争当皇帝，始终是为刘邦打天下。在蒯彻这样的读书人看来，韩信有大恩大德于刘邦，是个难能可贵的、真正的忠臣。